信報 2008/12/10

戰略思想與香港前途
袁彌昌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第41章

這句用來描述「末日教授」魯賓尼 (Nouriel Roubini) 於2006年9月7
日在IMF發表其著名「末日預言」的情況,實在最貼切不過。根據
本報11月18日<新末日博士喻時刻醒覺>一文,當魯賓尼結束其帶
預警性的發言時,台下只聞一片笑聲。只不過一年之後,魯賓尼
再被邀到IMF演講,已沒有人笑得出口。再過一年,美國金融崩潰
已由預言變成事實。

西方欠長程預測能力

從只有魯賓尼一人能準確預測到金融海嘯來臨,且被一眾經濟學
家視為危言聳聽一事上,反映出現今西方經濟界,甚至整個學術
界均欠缺長程戰略預測能力和對社會性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
的掌握能力這一嚴重問題。而時下金錢至上與急功近利的社會風
氣,亦令準確但與現況有點距離的長程預測,更難被人接受。

魯賓尼之所以能夠擺脫上述問題,並得出與眾不同且準確無比的
預測,很大程度與他在多國生活的經歷,以及受過多種文化浸淫
有關。加上他的研究方法與眾不同:他採用一種不單靠數學模
型,並帶有主觀性、非技術性的研究架構。以上種種因素,造就
了魯賓尼在這場金融海嘯中得到了「先知」的地位。

筆者帶出魯賓尼的事例,無非是為了指出世界越趨複雜和多變,
我們就更需要一種戰略思想,然而這種戰略思想卻是現時西方所
不能提供的。魯賓尼之所以能化不可能為可能,主要歸功於他的
非西方背景,以及能夠有效地融合西方與非西方的思想和方法。

中國戰略預測學獨步天下

明眼人可能早已看出,香港實在不乏與魯賓尼一樣,曾在多國生
活及受到不同文化影響的人。雖說香港在多種文化薈萃這方面,
比起美國某些城市可能略為遜色,但就發展戰略思考能力而言,
香港始終背靠著戰略思想最為發達的中國 ─ 單憑這一點香港已比
其他地方擁有明顯的優勢。

中國的戰略預測學早在春秋戰國已極為進步。無論是戰略性或戰
術性預測、制訂對策、戰前預測或戰時的持續預測等,已有高度
的發展。而鬥爭中獲勝的一方,其勝利的關鍵,很大程度在於他
們的戰略預測勝人一籌,這種例子在中國歷史裡多不勝數,可是
在西方歷史裡卻較為罕見

此外,《孫子兵法》、《吳子》等戰略名著都對戰略預測非常重
視,並且能從全盤戰略的高度來了解及分析戰爭。但有一點甚至
連中國人也並未認清的是,《老子》是世上極少數能夠剖析人類
行為在複雜系統中的作用和結果的學說。只要香港能夠好好運用
它的中介地位,將這些中國傳統思想進一步與西方思想融合,要
在金融和學術界裡大放異彩,也不是沒有可能。

再者,魯賓尼賴以成功的那種不單靠數學模式,並以主觀性、非
技術性見稱的研究架構,不但與東方的思維方式比較接近,而且
在西方現存的思想中,可能只有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跟
它同出一系 ─ 跟西方源於啟蒙時代的主流思想不同,克氏是屬於
浪漫主義一派的,他反對任何方程式或僵化的規則,強調人本身
的直覺思考能力。

由此可見,要發展出西方所不能提供的戰略思想和對複雜系統的
掌握能力,其中一個答案是中國,而另一個則是戰略。戰略是一
門跨學科和少數未完全融入西方現代學術體系的學科,但亦正因
為如此,戰略才能夠產生現時西方學術所不能提供的思想和實際
技能。

但可悲的是,在香港九間大學的正常課程中,也沒有一個關於
《孫子兵法》或戰略的學科(中大EMBA除外)。更令筆者感到羞愧
的,是外國交流生來到香港時,幾乎完全找不到一些有中國及香
港特色的科目 ─ 即使是有關中國的科目都以西方模式和教學大綱
來制訂,令想了解中國的人只好跑到中國去 ─ 可見香港對發展出
自己獨有的優勢,連最基本的自覺也沒有。

相對於紐約和倫敦等金融城市,香港現時只剩下地利及背靠中國
這些優勢,加上政府又弱勢又短視,所以要增強優勢只能從軟件
及本身的文化傳統著手,而戰略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試想以香港七百萬人口,非但不能輸出人才,部份專才更需靠外
國輸入。即使是本地人才,如要滿足實際要求,往往要支付高昂
的「加工費」到外國留學,每年所花的費用該是一筆天文數字,
這變相是人才完全依賴外國輸入。出現這種荒謬的情況,主要是
在軟件方面,香港從來都沒有足以自傲的板斧所致。

最後,港人在每次金融風暴中都損手爛腳,歸根究底是過份受西
方思想及社會風氣所影響,以致跟當初取笑魯賓尼的人犯下同一
錯誤。但值得慶幸的是,相對於西方在短時間內,也不能發展出
一種有效的戰略思想,港人的答案卻是觸手可及 ─ 它已在我們的
文化基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