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08/5/7

西方對華新鬥爭模式
袁彌昌

在近日的西藏與奧運聖火傳遞風波中,西方反華勢力以微不足道
的成本,即把聖火傳遞搞得天翻地覆,並使西方在與中國的長期
鬥爭中,重新取得主動。

西方反華勢力在這場風波中,明顯運用了一種全新的鬥爭模式,
而此新模式的出現,顯示出在伊拉克戰爭後,西方的戰爭觀和鬥
爭理論正在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持續進化中。而我們亦有理由相
信,西方反華勢力選擇在這次風波中,首次採用這種新鬥爭模
式,可能只是牛刀小試,作為今後更大規模應用的參考。

在這場風波爆發後,筆者急欲從所有蛛絲馬跡中,尋找這種新鬥
爭模式的理論依據。無意之中,重讀了即將出任美軍中央戰區司
令的彼得雷烏斯的智囊David Kilcullen(下稱喬氏)所寫的<New
Paradigms for 21st Century Conflict>(廿一世紀鬥爭的新模式),發現
反華勢力在西藏與奧運聖火傳遞風波中所使用的手法,與喬氏一
文中所述的,幾乎如出一轍。更令筆者相信這篇文章跟是次風波
有重大關聯的另一原因,就是這篇文章是由美國國務院刊印的。

在民眾之間的戰爭

喬氏所提及的新鬥爭模式,除了從他專門研究的反暴亂作戰中得
到啟示之外,很大程度是建基於Rupert Smith在其著作
The Utility of
Force
中,所述及的 “war amongst the people” (在民眾之間的戰爭)
模式。Smith指出傳統以軍事為主的戰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持續不斷的對抗與衝突。而「在民眾之間的戰爭」,的出現,
則因應了現今複雜的政治環境,以及在全球輿論注視下,應付非
國家敵人的需要。

在此基礎上,喬氏所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將鬥爭視為大規模的起
義與反起義運動,其主要目標是以非軍事手段影響敵方民眾,同
時避免己方民眾受到敵方的影響。換言之,以前不獲國家承認,
屬於恐怖分子與暴亂分子的戰法,今後將會在國與國的層面上被
無限制地使用。喬氏的新鬥爭模式,可說是西方長期的反恐和反
暴亂作戰的結果。

在這場風波中,西方反華勢力有效地結合顛覆、人道工作和起義
運動來操縱地方與全球輿論,這些正是恐怖分子與暴亂分子最慣
常的做法。

首先,反華勢力利用中共在宗教與少數民族政策上的盲點,企圖
藉著策動藏民騷亂,來刺激中國作出過激的反應。之後隨即全力
開動傳媒機器,動員支持和同情西藏獨立的人士,並進一步利用
西方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比如民主人權和中國威脅論,去
引發民眾的非理性反應。最後集合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民間力
量,將它們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反京奧運動。

打開了潘朵拉盒子

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何北京這位使用這種鬥爭模式的「祖師
爺」,竟會在這場風波中被西方反華勢力殺個措手不及呢?除了
北京認為美國已在伊拉克和經濟問題上自顧不暇,以及很多人指
出奧運臨近,北京「大頭症」發作之外,筆者認為這跟筆者最初
讀到喬氏一文時,對它沒有特別重視的原因可能相近。因為在喬
氏一文中所提及的,骨子裡只不過是中國那種政治與軍事合一,
多種手段並用的鬥爭模式 ─ 那是中國在二千多年前已開始採用,
只是西方一直以來過分迷信軍事力量,久久未能開竅而已,故此
根本沒有特別留意的必要。

然而,最令北京始料不及的,卻是西方反華勢力連恐怖分子和暴
亂分子的那一套也用上了,用來照辦煮碗對付中國。當然這不代
表中共不懂得使用這些手法,而是西方將原本國家獨有的發起鬥
爭的權力,拱手送予民眾和非國家組織。這不僅削弱了國家的權
威,更嚴重違反了西方自韋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
來,由國家政府主導外交事務和戰爭的共識,使得民眾的非理性
可以凌駕於政府的理性之上。

由此可見,在中國崛起與恐怖分子的雙重威脅下,西方已顧不得
任何禁忌,不惜打開讓民眾涉足鬥爭指導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即使西方反華勢力在事件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由於這種新鬥
爭模式牽涉到民眾,媒體和非國家組織,令它遠較傳統國與國、
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戰爭和外交模式複雜。另一方面,由於現存的
執行機關和理論大部分都是為舊模式而設,西方反華勢力在現階
段根本就沒有相應的執行能力,以致要完全掌握事態的發展幾乎
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在這場風波開始後不久,情勢已逐漸呈失控的狀況,出現
了活躍分子和人權組織反過來要呼籲示威人士切勿衝擊聖火的情
況,顯示出使用這種新鬥爭模式所需承受的風險。

西方在使用新鬥爭模式的同時,可能已在無意之間打開了通往非
理性時代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