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05/5/30

《漢武大帝》與中國和平崛起
袁彌昌

一直以來,大陸有不少黃金檔歷史劇,如《雍正王朝》等,都被指
有借古諷今,影射中國當今政局之嫌,而年初播出的《漢武大帝》
當然亦引起了觀眾同樣的聯想。

在網上一篇題為「歷史劇《漢武大帝》影射中國當代政局?」的撰
文中,作者指出漢武帝劉徹,跟經歷過韜光養晦階段的胡錦濤處境
十分相似。劇中劉徹即位後處處受到外戚勢力干涉、國內諸侯坐
大、劉徹晚年囑咐兒子對外採取和平路線等事情上,都極能模擬出
現實中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接、地方幹部違抗中央政令,與及
中國採取和平崛起不稱霸的路線。但該文作者並沒有注意到劇中的
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那亦可能是該劇欲帶給觀眾的重要的訊息之
一。

相信大家也知道漢武帝即位後的一項重大措施,即為採納董仲舒的
建議,毅然放棄祖宗崇信黃老之道、無為而治的原則,實行「罷黜
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改革。因此可以預料到道家思想在劇中應
該沒有甚麼份量才對,但事實上劉徹在劇中對道家的尊崇比起對儒
家的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劇中一幕交待劉徹即位後受外戚牽制,一
籌莫展之際,被臣下一語點破,從黃老之道中得到啟發,開始懂得
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於是劉徹先退一步,表面上寄情於狩獵耍
樂,實則暗地裡與衛青建立將來掃平匈奴之大軍的基礎,為將來重
掌權力,出兵匈奴作好準備。

道家思想為最高行動原則

事實上,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當然不限於無為而治,與民休
息,而劇中想表達的亦正是這一點。儒家思想的最大作用在於規範
人民的行為,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它本身作為行動上的指導差不多
是毫無用處的,而「獨尊儒術」亦只不過是打著「尊王攘夷」旗
號,藉此統一並加强控制士人思想的幌子而已。至於一直在背後作
為行動原則的卻是道家思想 ─ 道家思想基本上是中國歷代統治者
在政治、外交、軍事等範疇中所尊行的最高行動原則,尤其在儒家
被奉為正統後,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更逐漸成為「不傳之
秘」,部分人還透過被神化的道教來混淆視聽。

不論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或是今天胡錦濤所奉行的「和平崛
起」路線,其實也帶著濃厚的道家色彩,它們亦代表著中國傳統戰
略智慧的精髓。道家認為凡事皆包含正、反兩面,因此必須從兩方
面去觀察才不致於產生偏差。此外,道家亦了解「物極必反」的道
理,明白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要達到目的有時候需要
採取相反的手段。這種故意示弱,藉以痲痺敵人,令其疏忽大意、
驕傲自大的手法,與戰略邏輯可謂暗合。

由於道家思想能夠解釋並模擬戰略中所呈現的「非線性邏輯」,故
此它在現時中國跟美國的鬥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普遍上
西方人只重視「線性邏輯」,並以它作為主要的思考模式,面對著
「非線性邏輯」,通常他們便束手無策,甚至還將之視為悖論
(paradox) 而陷入迷思之中。所以道家思想在戰略運用上對西方國家
尤為有效,就連中外一致都推崇備至的《孫子兵法》的所有精髓也
幾乎可以從老子的《道德經》中找到,道家思想對中國和平崛起的
成敗實在有著極關鍵的影響。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道家思想在中共的普遍性及發展程度很可能反
而比它在中國歷代時更為發達。這是由於儒家跟道家思想是互相排
斥的,因而在儒家被奉為正統後,道家的普及和發展自然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相比之下,共產黨那套馬克思唯物辯證法跟道家凡事皆
分為兩面的特點本質上幾乎是如出一轍,加上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
大致上只不過是將中國傳統戰略,以馬克思主義的名詞和概念重新
包裝而已,骨子裡跟道家那一套並沒有太大分別,這跟中共採取韜
光養晦、和平崛起等具道家色彩的方針,與及它在統戰工作上的成
功有著密切的關係。

民意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影響

儘管擁有上述優勢,中國現今的政治環境卻令中共難以貫徹執行其
和平崛起的方針。跟古時不同,現今社會中公眾有著更大的自由及
知情權,因而在施行對外政策時再不能像孫子所說般「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無知」。然而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等方針的重點在於「守
弱」,那是需要極大的忍耐力和自制力的,即使要政府中的所有幹
部支持並按部就班地執行也具相當的難度,更何况在廣大民眾對政
策的理解有限,與及他們的理性受到民族主義蒙蔽的情況下,實在
難保民意不會終有一天跟政府的方針再違背,這一點在中共對反日
示威浪潮的「急煞車」中可見一斑。

正所謂「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真正能了
解「和平崛起」背後行動原則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隨著民意在外
交政策中的比重逐漸增加,北京必須儘快加強與民眾的溝通,讓他
們了解國際情勢的發展和國家方針,藉以恢復走「和平崛起」路線
時在政策上應有的彈性,否則很可能會陷入「硬有餘,軟不足」的
窘境,直接令中國和平崛起面臨全盤破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