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05/5/19

「後發制人」與西方戰略思想
袁彌昌

繼三月訪歐之行後,布殊再藉在俄羅斯參加二戰結束六十周年慶典
的機會,在連任後第二次出訪歐洲。承接上次訪歐時對俄羅斯民主
發展的强烈批評,這趟布殊更明目張膽地順道訪問拉脫維亞和格魯
吉亞這些俄羅斯的周邊國家,積極鼓勵這些前蘇聯國家建立民主體
制及擺脫俄羅斯的控制:他呼籲白俄羅斯應舉辦自由選舉,為波羅
的海三國呼籲莫斯科為五十年的蘇聯佔領道歉撐腰,譴責前蘇聯對
東歐的冷戰統治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並因這些「小動
作」而沾沾自喜。

布殊這些行為的背後除了帶有新保主義本身所抱持的理念外,亦反
映出布殊政府在對外事務上一貫的「先發制人」的作風 ─ 可見布
殊政府在為伊拉克戰爭的辯解中所提及的先制戰爭或攻擊
(preemptive war/attack) 的概念,其用法並不只限於軍事行動上,在
外交上亦同樣適用。而布殊政府為了履行新保主義的理念並要有所
作為,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西方不懂「後發制人」

但可能令大家感到詫異的是,布殊政府以「先發制人」作為其外交
手段其實並非選擇後所得出的結果。對於美國人來說,要使行動帶
著任何的積極意義,「先發制人」可說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 因為
美國人,甚至西方人是沒有「後發制人」這個觀念的,因而他們只
能從「先發制人」或等待機會中二選其一,而為了令美國成為世界
上唯一的强權,「先發制人」對於布殊政府而言是唯一的選擇。

因此,「後發制人」基本上是中國人獨有的觀念,雖在歷史上因先
讓一步,後發制人而取勝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然而西方人卻解釋
不了為何一個消極的行為在最後卻能發揮出積極的作用,這在他們
的邏輯和軍事原理上是說不通的。現時西方最能表達出「後發制
人」這觀念的是 H. John Poole 的《幽靈士兵》(
Phantom Soldier),但
他也只是略為描述一下這個東方的觀念,並將之稱為「遲延的藝
術」(art of delaying),承認它是西方主流戰爭以外的另一種戰爭形
式。

儘管西方不懂如何運用「後發制人」,但在歷史中也有不少例子是
西方國家不經意地做到了「後發制人」並取得了極大的效果,甚至
英國與美國的興起也可說是「後發制人」的直接結果。

由於西方國家沒有主動運用「後發制人」的能力,因此它們的「後
發制人」主要是源於它們的制度及其他非人為因素。英國以往能達
致「後發制人」是因為它是個島國並擁有海權,故此本身並沒有在
歐洲大陸採取先發制人的條件和需要,但亦甚少有被侵入的危險。
另一方面,由於它缺乏常備軍但卻擁有金錢,因此它寧願以金錢取
得盟友或驅使其盟國為它作戰。以致通常最後其對手和盟友都鬥得
筋疲力盡,使英國能夠不費吹灰之力便享受到勝利的大部分成果。

美國的情況和英國十分相似,它的地理環境令它可免受戰火波及,
並得以發展其工業與經濟基礎。除此之外,美國的民主制度亦令它
難以隨便對外發動戰爭,美國在一次大戰中因德國的無限制潛艇作
戰才得以參戰,而在二戰中亦謠傳美國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對其發
動珍珠港攻擊才得以順利通過對軸心國的宣戰。在這兩場大戰中美
國的參戰令它一方面獲得「義軍」的名聲,得到了「師出有名」的
效果,而另一方面亦得以「四両撥千斤」,比其盟友較輕鬆地贏得
戰爭,最後取代了英國成為了世界的霸權。

現在,布殊政府主動放棄其制度所帶來的「後發制人」的優勢並以
「先發制人」取代之,但「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在伊拉克戰爭
中已受到了道德的非難。而美國在外交上的「先發制人」亦它的外
交努力事倍功半,逐漸陷入一個「作繭自縛」的局面。美國的妄動
最終只會令它那些嚴格執行「後發制人」的對手更容易找到破綻和
反擊的機會,因為「後發制人」正好是「先發制人」的尅星。

西方教育令「後發制人」失傳

在現時亞洲人普遍接受西方教育,重視西方邏輯的情況下,「後發
制人」及相關的戰略素養亦開始失傳,政治家大都偏向採取「先發
制人」的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陳水扁無視台灣本身的弱勢而企
圖憑「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達到台獨的目的,這無疑是自掘墳墓。
而小泉純一郎亦單憑美國的撐腰便盲目地以「先發制人」方式來促
進日本的利益,在取得任何的成果前就招致了亞洲各國的反彈,這
可謂得不償失。

這個現象在香港尤為嚴重,這與香港的政治精英大都接受西方教育
不無關係。以往泛民主派企圖憑民意和法理依據正面跟北京討價還
價,但到頭來連自己本身所擁有的局部優勢也丟失了,可見以「先
發制人」的方式挑戰形勢較强,又懂得「後發制人」的對手是多麼
的無謀。